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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就像一部书,她以自身的形象向人们诉说着我们身边曾经发生过的历史故事。她以岁月留下的足迹,成为人们情感的寄托。那些曾经伴随着先辈的生活、伴随着一幕幕历史事件的建筑、院落、街道以及草木、环境……都是最生动、最直观的历史。辽宁省土木建筑学会理事长、沈阳建筑大学教授陈伯超说,翻开沈阳这部书,就会发现老建筑是其中最为生动而厚重的内容。
沈阳老建筑的价值在哪里?它有着怎样的“本土化”特色?怎样处理城市发展与老建筑保护的关系?面对诸多问号,陈伯超一一给出自己的思考与答案。
最有价值的地方是“三个典型”
一个现代都市,其建筑应该是由历史叠加而成,丰富多彩。
陈伯超认为,沈阳城,最有历史价值的、最有文化价值的地方有“三个典型”:
一,新乐遗址,作为7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建筑遗址,她记载着沈阳人的起源,换言之,沈阳人的老祖宗是新乐人。“据我估计,沈阳有一半的人不知道有这个地方,知道的,有70%没去过。 ”陈伯超说,可以说,大家对这个遗址关注较少。
二,“一宫两陵”,她是沈阳城在历史上最辉煌时期的遗存与实证。作为一个城市顶峰时期的建筑代表,也是沈阳唯一一次做都城,“我不同意有的人对沈阳故宫的评价。 ”陈伯超愤愤地说,“有人讲,去了北京紫禁城就不用看沈阳故宫了,这样说很不对。沈阳的故宫和北京的故宫相比,有非常不同的地方。沈阳的故宫存有满族的民族特色和生产特色,而北京故宫是几乎完全汉化了的。两个故宫都是世界文化遗产,是平级的,这说明二者的历史文化价值一样高。 ”
三,工业文明,作为共和国长子和顶梁柱的记录,工业文明是沈阳闻名于世的最大资本。陈伯超几年前去德国鲁尔工业文化保护区考察,觉得“其实沈阳铁西跟鲁尔比显得更为壮观”。鲁尔的工业布局星罗棋布,而沈阳则呈现为鳞次栉比。
沈阳是共和国工业的长子,而铁西区俨然是长子的 “心脏”。这里创造了无数让沈阳人引以为豪的工业产品。 “铁西的大厂子挨着大厂子,工业密集,这样规划的工业区在全世界也是屈指可数的。多少沈阳人曾在铁西的大工厂上班,其家族史更是和铁西的工业史密不可分。沈阳的工业文明见证了共和国工业从弱到强的历程。”陈伯超说出了他作为沈阳人对铁西的感情。
陈伯超说,遗憾的是,现在,除了“一宫两陵”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和妥善保护之外,另外的“两个典型”至今仍受到冷落。尤其是曾经作为共和国脊梁的大批工业遗产已遭灭顶,实在令人惋惜。
老建筑凸显“本土化”特色
如果全世界建筑都是一个样,那么世界也就没有色彩了。现代建筑有两大倾向,一是现代化,二是地域化,这就像一枚硬币的两个面,缺一不可。文化是多样性的,建筑文化也一样。
陈伯超提出,用地域思想看沈阳的古代建筑、近代建筑,就会发现,沈阳的老建筑具有浓郁的“本土化”特色。
按照地域思想,沈阳古建筑从属于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个分支,她又是一个具有自身特点的独立体系。这些古建筑是满汉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,也体现着来自辽、金等本土建筑的影响与承袭。这其中,蕴含着中华建筑文明的基因,同时也对中原建筑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和渗透作用。
具体讲,就古代建筑而言,关外建筑是中国传统建筑大系统的一个分支和组成部分,而东北的关外建筑又有自己的一个系统。从文化特点看,人们可能不好区分西北、华北、华南地区的界限,但是东北地区的界限很清楚,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特色。当然,这里所说的文化包括建筑。
而沈阳的古代建筑既融合了满汉文化,又体现了对本土辽金文化的传承。“很多人说东北没有文化,其实不然,只是东北文化与其他地区的文化明显不同。中原文化对关东文化是有影响的,而关外文化对中原文化也是有影响的。二者相互吸纳,互相渗透、影响。”陈伯超直抒不平。满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,它能从原始的游猎部落很快进入封建社会,再到统治全国,就是取人所长的结果。其实,这一点在沈阳的古代建筑上也尤为突出。说沈阳的方城是特别有特色的一个城,就是因为它既是典型的汉族城,也是典型的满族城。
沈阳的近代建筑也有别于关内大部分地区的情况。普遍而言,中国建筑的近代化主要体现为由传统式转为西洋式的过程。这是因为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所致,西洋文化入侵后,在中国的大肆兜售,也导致了在建筑上崇洋媚外思想的产生。然而,由于沈阳近代受到来自日本和本土奉系势力两大强势的共同作用,使得沈阳建筑近代化的过程并非循规蹈矩地沿着西洋式的路径发展,而是体现为不断地打破“欧式”规矩,不断地“本土化”的过程。从建筑创作的角度来说,这种非原封不动的 “再创造”也许水平不高,可是层次高一等。这是一种不拘于“追随”和“克隆”的创造,是一种再创造、再升华的过程。尽管她常被人说成“不够地道”、“不够经典”,但她却属于建筑创作的更高层次。这也恰恰是沈阳近代建筑的重要价值所在。
陈伯超认为,沈阳的建筑文化,不应该跟关内文化、海派文化比“地道”,而应该看“本土化”。什么是沈阳的“本土化”?就是沈阳老百姓的文化:“学你热闹的东西,但是做起来不按经典的做法做。 ”当地文化喜欢啥就建啥。
沈阳的“本土化”有多大的影响力?陈伯超举例说,日本人在沈阳建的房子和工业,也是适应了沈阳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和自然条件,用的是本地的建筑技术和建筑材料。陈伯超强调说,沈阳建筑的“本土化”不仅是中国人设计建筑的“本土化”,还包括了外国人在此设计的建筑也“入乡随俗”了。因为外来的东西如果与本地不适应,本地就不接受。譬如,现在的沈阳少年儿童图书馆建筑当年是日本人设计建造的,可风格却是中国的。
在陈伯超看来,“洋门脸”是沈阳近代建筑的一个特点。即是说,最显眼的是洋式的,里面的东西却是中国传统的。
要为江山留胜迹
老建筑是城市中最大宗的文化遗产,是城市的脉,是城市的魂,应倍加珍惜。
当前正值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期,经济的发展,城市化的进程都是不可跨越的必然过程。在此阶段,难免会更多地顾及眼前、顾及局部。拿明天的眼光来看今天的事,拿明天的标准来衡量今天的工作,虽然更清晰、更准确,但是并不是都做得到。当然,我们应该尽可能地避免为一时的利益而造成无可挽救的短视行为。
现代都市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必须是当代社会的产品与符号,那会是一个没有人情的、冷冰冰的、空着的躯壳。城市是历史的积累:有今天的,有儿时的,有父辈的,也有祖先留下的遗迹。她们伴随着我们的生活,世界才充满了故事,城市才成为人类与社会生命的延续与寄托,世界才精彩,都市才现代。 “城市的人情味儿,是高科技、计算机所替代不了的。老建筑给我们留下的是亲切感、美好的回忆。 ”陈伯超的话语充满深情。
“当我们生活在一种落后的、贫困的环境之中时,我们向往着美好的未来,向往着别人那些更为先进的条件与设施;当我们拥有了这一切之后,我们又将向往着那些曾经留下我们刻骨铭心记忆,以及那些我们曾为之付出艰辛劳作和情感的一切。一旦发现她们已经永远地逝去而无法再生时,我们扼腕顿足,为着当初没能给她们以足够的关注,但一切都晚了。 ”就此,陈伯超说,保护老建筑,抢救的是一座城市的价值,是一个民族的记忆,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。
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,不可避免要进行一些拆、改、建,但城市化和老建筑保护完全可以并行不悖。所以说,如果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,既保护了环境,又保护了老建筑,这才是最好的“发展”。“不要把文化和经济对立起来。其实,保护老建筑,也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。”陈伯超眼下正在做天津的老建筑保护研究,天津的GDP排名全国前列,而老建筑保护则是这座城市发展规划的“重中之重”,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,成为经济与文化并举的样板。
唐代诗人孟浩然游览古迹时曾写下了“江山留胜迹,我辈复登临”的诗句。今天,江山的变化天翻地覆,胜迹的命运令人担忧。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历史,科学发展的时代潮流,都要求我们守护民族文化精魂,为江山、为后人留得胜迹在,这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向复兴进程中必须迈好的重要一步。
“世界上一切都可以创造,唯有历史无法克隆。”“保护也是发展。”陈伯超说,这是最激励他为保护建筑遗产而奋发的两句话。
吴杨爱娃/本报记者/赵乃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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