权力有边界，学术自由成真

　　从2009年1月14日正式担任复旦大学校长，还有半个月的时间，就是杨玉良院士履新两周年。12月30日晚，在和媒体共聚一堂时，这位自称为“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”分享了他所理解的中国教育、复旦精神以及治校的独特理念。据介绍，复旦正在制定《复旦大学章程》，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。杨玉良表示：“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。”

　　2010年的大学教育改革注定值得纪念。南方科技大学的自授学位谋求以质量求生存的新路；而复旦大学年末透露出的改革信息，则让人们看到了权力让位于学术的勇气。这两所大学历史各异，但有一点是相通的，那就是如何让大学回归教育的本质，如何让大学成为学术自由的“象牙塔”。尽管在这条改革路上，南方科技大学和复旦大学只是探路者，而且改革的起因皆与其具体掌舵人有关，但当教育领域改革已成共识时，此两所大学的起航无疑值得期待。

　　尤为难得的是，作为一所公立大学，复旦没有在改革的路上停滞不前、瞻前顾后，反而以制定章程的形式，充当了大学教育改革的“急先锋”。这种勇气是值得赞扬的。尽管，不同立场者都能够找出中国大学的弊病，都把教育行政化看成是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。但由于利益因素的影响，教育去行政化之路却走得如此艰辛。毕竟，去行政化意味着放权。

　　因此，在复旦章程的制定中，应该赞扬复旦的领导。如果没有他们的主动放权，一个旨在分离、隔离权力对学术影响的章程如何通过？如果没有具体的章程能够制约权力，何谈权力的有限，何谈去行政化。

　　同时，此次“复旦大学章程”还以完整的制度设计保障了学术自由的理念。章程中，明确规定了“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、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，形成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”。能做出这一规定实属不易。

　　而且，复旦的改革不仅止于权力的隔离，更增加了对权力的问责。当学校的发展违背了会议的集体决策时，学校的领导就将面临被召见，甚至被问责的境地。这种召见与问责的规定，无疑相当于一种赋权。在以前的权力格局中，学术权力通常只有被行政权力领导的份，怎有胆量去问责行政权力？现在，当章程已经规定了行政权力隔离，而且增加了对行政权力问责时，关于学校发展的权力也就实现了分权，学术的力量也就具有了与行政力量博弈的制度。

　　教育有其规律，学术应有自由。但是，在教育行政化的背景下，掌握话语权和决定权是行政权力而不是学术权力。当我们看到钱学森之问背后的现状，懂得其背后的忧虑时，就应该看到去行政化之必要，就应该明白此次“复旦章程”所起到的示范价值。所以，在新年来临之际，期待复旦大学的尝试可以引领大学改革的风向。(李邵强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