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代呼唤更多改革者:在波澜壮阔的岁月中书写传奇

　　12月22日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35周年纪念日。

　　1978——2013。

　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，这是一段以“改革”命名的光辉岁月。

　　回望35年改革历程，宛如仰望群星璀璨的苍穹。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，无数搏击改革浪潮的中国人，共同书写了一部震撼世界的英雄史诗。

　　那些紧咬的牙关，那些奔放的泪水，那些低谷中的彷徨，那些巅峰上的欢呼，还有那些令后人扼腕的叹息……一桩桩、一件件，可歌可泣，可触可感，浮凸于时间之上，铭刻于史册之中。

　　今天，中华民族站上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伟大复兴的新高度，我们重访改革时代风云人物，重温他们的人生传奇与心路历程，重寻中国改革的历史逻辑、实践逻辑、精神逻辑，在感动中品味，在领悟中沉思。

　　改革，已经从新的历史起点上扬帆启航。愿改革英雄的精神财富烛照当下，启示未来。

　　人民推动改革　改革创造奇迹

　　一台老掉牙的手摇补鞋机，三脚支架，锈迹斑斑。看上去不会引人注意，除非你知道它的特殊身世：几十年前，南存辉曾挑着它走街串巷。那时，这位正泰集团董事长还是个小鞋匠。

　　一些老物件出现在近日开馆的浙商博物馆中：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骑过的三轮车、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的粗瓷大缸、不识字的阿祥集团董事长潘阿祥自创的“象形文字”电话本……

　　游走其间，恍若时光倒流，重回35年前改革开放的起点。

　　1978年，东北。拥挤的火车上，周晓光紧紧靠着她的小木箱，脸上一片茫然。那年她16岁，距成为“中国饰品女王”还有30年。

　　那是她第一次出远门。为了吃饱肚子，离开浙江诸暨的山村，她跑遍半个中国，去叫卖木箱里塞满的绣花针、绣花样。摆摊时受人欺负，摊子被踢，回到小旅馆里蒙着被子嚎啕大哭。背着大包挤火车，只能睡在座位底下……

　　但在颠沛流离中，她坚定了一个信念：中国人解决温饱以后，对美的渴望是无法阻挡的。

　　如今的“浙商女杰”、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优雅端庄，短发精心挑染，描着细细的眉峰：“改革开放成就了我，我的饰品也给这个时代增添了色彩。”

　　1978年，改革开放大幕开启，无数的周晓光奋起于草莽之中，纵横于大江南北，在广阔的时代舞台上叱咤风云。

　　黄土干裂，乌云滚滚，一道闪电光耀天地间。枯焦的土地上，象征着希望的嫩芽倔强地破土而出。

　　——这幅油画，陈列于安徽肥西县小井庄，一个自称“联产承包第一村”的地方，而不是人们所熟知的凤阳县小岗村。

　　追寻改革源头时，记者遭遇了困惑，很多地方都自称“第一”，并拿出珍藏的文件为依据。但有一点是不存争议的：改革的原动力来自于亿万基层群众。

　　“6口人只剩我一口，爷爷饿死了，两个出去讨饭的兄弟连尸首都没找到。”68岁的小岗村民严立华忆起曾经的贫穷。35年前，那张以18个红手印载入改革史册的契约就诞生在他家。

　　穷则思变。在那个交通阻隔、通讯落后的年代，在中国农村广袤的土地上，无数饥肠辘辘的农民不约而同。一盏盏忽明忽暗的煤油灯下，一次次艰难挣扎之后，一颗颗激荡的心作出了惊人相似而又同样悲壮的选择：包产到户。

　　这些平凡如泥土的人，用粗糙的大手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。

　　改革之风，起于青萍之末，四面八方汇聚而来，最初悄然而起，最终浩浩荡荡，势不可挡，吹遍中国每一个角落。

　　大鹏展翅迎风起，扶摇直上九万里。

　　号称“鹏城”的深圳，成立特区之前有一个令人心酸的铺垫——“逃港潮”。上世纪后半叶的数十年间，有上百万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，只因“那边有面包吃”。

　　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后来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千言万语说得再多，都是没用的，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，才是唯一的办法。不然，人民只会用脚投票。”

　　人民用脚“票选”出的深圳特区，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城市、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。与当年“逃港”形成对比，如今越来越多的香港人选择定居深圳。历史，以这种令人感慨万千的方式，奔涌向前。

　　代替“逃港潮”的，是奔腾澎湃的“改革潮”。

　　当沉重的历史大门被推开，当蛰伏多年的渴望找到了突破口，曾创造了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人民，迸发出了更加辉煌的创造力。

　　1984年，40岁的柳传志决定“下海”。此前，柳家7口人一度蜗居在一间12平方米、类似自行车棚的房子里。逢年过节，柳传志都起大早去菜市场外排队，一开门就往里冲，为的是在凭票定量供给的食品之外多买一只鸡。

　　如今作为中国商界巨子的柳传志坦承，当时“实在憋不住了”，就像被解除了束缚，欢快地奔跑在时代大潮里。今年，当柳传志创立的联想集团成为全球最大个人电脑生产商时，人们无法不感叹：时势造英雄。

　　然而，英雄也造就时势。

　　臀部大、平衡差，左耳听力近乎为零，有教练断言“难成大器”——仅看这几点先天条件，恐怕很难有人将其与“姚明”二字联系起来。

　　在退役新闻发布会上，姚明动情地说：“感谢这个伟大、进步的时代，使我有机会去实现自我的价值和梦想。”

　　从另一面看，作为NBA篮球巨星、全球公益使者的“小巨人”，已成为当代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形象代言人之一。从他身上，世界看到了中国年轻人健康、热情、有爱的崭新形象。

　　“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！”诞生于1848年的《共产党宣言》，曾热烈地憧憬人类文明发展的美好前景。

　　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，中国人民缔造了一个伟大的改革时代。

　　1978年12月22日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——35年来，这个日子无数次被人提起。据北京市气象局记载，那是个寒冷的冬日，首都最低气温零下10.8摄氏度。

　　然而，中国改革的春天，正是从这凝聚着亿万人民心愿的一天开始。

　　无论成败都为后人留下路标

　　每天清晨，当宗庆后穿着黑布鞋走进弄堂小店，叫上一份两块钱的大饼油条时，很多人都会好奇：这个看起来一身土气的老头，凭什么当上“中国首富”？

　　关于“成功秘诀”，宗庆后作答：“我就是多走市场。只有吻合需求才能卖得好。”

　　说来简单，背后的用心投入却不能不令人惊叹。

　　宗庆后自称“可能是全世界喝过饮料最多的人”，办公室、仓库摆满了各种空饮料瓶。68岁，他还要每年花200多天泡在市场里。每到国外，必尝当地饮料。尝尽天下滋味，让“饮料大王”保持了灵敏的商业嗅觉。

　　凡成功者，必有非凡之处。

　　每一位改革英雄都是一部厚重的大书。他们个性、经历、背景各不相同，却有一些共同特质耐人寻味。

　　——“敢”字当头。改革者无一不是大胆突破旧有陈规，一马当先，于遍地荆棘中“杀出一条血路”。

　　1984年，马胜利把大红纸写就的承包申请贴到石家庄造纸厂门口，成为个人承包国有企业全国第一人。

　　这个厂已连续3年亏损，原领导班子并非不知道，只要打破“大锅饭”、释放生产力，扭亏为盈完全有可能。可是，在那个时代，改变体制无异于把天捅个窟窿。不敢。

　　唯有“马承包”，不仅敢做，而且敢当，声称：“完不成目标，甘愿接受法律制裁！”

　　突破，必然触动原有利益格局，难免招来非议和阻挠。

　　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，当年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开除一名懒惰职工，会被人告到中央，需要省委开会讨论支持；后来以希望集团名列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之首的刘永好兄弟，因政策担心彻夜难眠，甚至主动提出把企业捐给政府；而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董事长顾欣，为了推行院团转企改制，收到了威胁信……

　　35年过去了，当年改革者冒着“掉脑袋”危险去奋力突破的许多问题，如今早已不是问题。而他们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魄力和胆识，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来者解放思想，迎难而上。

　　——“锐”字当先。成功的改革者总是顺应时代潮流，而又从纷繁芜杂中知微见著，抓住先机，“比时代快半步”。

　　用一本杂志上的账号，通过一根电话线上网，升级了笔记本电脑的操作系统——这件小事，让上世纪90年代首次访问美国硅谷的王志东终生难忘。

　　这个此前不知互联网为何物的年轻人，敏锐窥见了未来世界将由此发生的改变。数年后，他领导全球最大中文门户网站新浪网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，成为中国互联网的一代传奇。

　　——“诚”字当家。在资金、技术、管理之外，恪守诚信是改革者成为“常青树”的必备品格。

　　“每天2400万笔淘宝的交易，意味着在中国有2400万个信任在流转。”2013年5月，马云在淘宝十年庆典晚会上说。

　　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选择在48岁时退休。他在告别演说中谈道：“我能走到今天，是大家的信任。因为信任，所以简单。”

　　一段18年前的视频在网上流传：当年杭州一家电视台做了一个测试，安排五六个大汉到马路上撬井盖，看是否有人制止。

　　那天，唯一站出来的是一个骑自行车的瘦弱青年，他朝“偷井盖者”大吼：“给我抬回去！”

　　这个青年就是马云。那义愤填膺而略显青涩的形象，让人们回味，为什么马云能够成功……

　　35年改革开放，像一场艰巨的长跑，有人坚持下来，有人倒下了，有人变得悄无声息。

　　成功者固然值得钦佩，失败者同样给人启迪。

　　史玉柱，巨人网络公司董事会主席，自称“中国最著名失败者”。他早年成功之耀眼和后来失败之惨烈，同样广为人知。

　　他27岁以开发软件系统起家，两年身家过亿，5年当选“十大改革风云人物”。可惜，头顶的重重光环没有激发他更多的理性，却烤热了他的头脑。

　　他向电脑、保健品、药品三个领域暴风骤雨式进军，号称“三大战役”。同时，原本设计38层的巨人大厦被拔高到70层，雄心勃勃地要建“中国第一高楼”。

　　盲目扩张、管理混乱、资金链断裂，巨人集团的产业大厦轰然崩塌。其间的起起落落，为后来者提供了真切的镜鉴。

　　成与败，从来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。回眸35年改革风云，很难简单以成败论英雄。而最值得尊敬的，是那些从挫败中重新站起来的人。

　　本世纪初，为得到汽车生产“准生证”而屡屡碰壁时，吉利集团一度陷入生存危机。走投无路的李书福半夜徘徊街头，仰望如钩残月，一声长叹。

　　这个商海浮沉20多年的民营企业家表现出了草根般的坚韧，顶着种种嘲笑、蔑视、疑问，在夹缝中顽强生长。

　　几年后，国际金融危机重创世界经济，李书福却从危机中看到了机遇。他远渡重洋，面见瑞典领导人，重申一个震动世界的计划：收购这个国家著名汽车厂商沃尔沃。

　　真正的强者，即使摔得头破血流，也不认输、不放弃，擦干血迹，从头再来。他们坚信，机遇就藏身在危机背后。

　　今年9月，万向集团的90名新员工来到钱塘江畔，观看举世闻名的钱江大潮。每一年，这都是新员工的必修课，组织者便是“中国企业常青树”——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。

　　这位老人和年轻人一起凭栏而立，临风啸傲。30多年来，就凭着这种勇立潮头、百折不挠、敢为人先的精神，他把一家铁匠铺打造成为汽车零部件世界级企业。

　　天宽地广，潮起潮落。英雄之路，一往无前。

　　新起点呼唤更多的改革者

　　2012年，改革老将侯为贵遇到了新问题。

　　他创始并掌舵28年的全球通讯设备巨头——中兴通讯遭遇了史上首次亏损，亏损额28亿元。

　　“经营策略过于激进，也有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。”面容清癯、身材瘦削的侯为贵并不讳言失误，但认为这不是问题的全部，“还有一个严峻挑战——移动互联网的冲击。”

　　互联网时代，全球信息消费模式正在发生颠覆性改变，移动运营商传统业务受到冲击，导致使通讯系统设备全行业遭遇“寒冬”。

　　面对中兴创立以来从未经历过的产业大势转向，72岁的侯为贵果断启动“二次革命”，向终端消费者市场转型，创新技术和服务，争夺未来发展的主动权。

　　如何由低到高打造“升级版”，是当前中国企业面临的普遍课题。

　　改革开放35年后的今天，中国发展成就早已超越当年改革者的想象。仅“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”一项就足以令人自豪，“中国制造”的影响力更是无人敢于小觑。然而，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经济衰退、不合理的经济结构、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，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

　　“一位德国经销商的太太对我说：你们的产品质量不错，但我还是要买我们德国的，因为它是艺术品，而不只是产品。”领导海尔集团近30年的张瑞敏告诉记者，“这句话对我刺激很大，我比过去危机感更强。”

　　放眼全国，人口资源环境压力，突出的社保、教育、医疗等民生问题，社会管理问题……凡此种种，最终都指向同一条出路——继续改革。

　　张瑞敏用一个惨烈的字眼来概括自己的改革思维——“自杀”。

　　“自杀意味着重生，就像凤凰涅槃。如果不能彻底否定自己，固守原来的思维模式，那你必败无疑，只能被他杀。”他说，“必须挑战自我，战胜自我。”

　　改革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这一点已成为国人的共识。

　　在改革“深水区”，新一代改革者正在顽强搏击。

　　朱清时，南方科技大学校长，因推行高校“去行政化”被推向了教育改革的风口浪尖。4年来，他饱受失眠和压力的折磨，每天靠安眠药入睡，剂量是常人的两倍。“中国教改的土壤还不成熟，单靠一所高校实验去行政化，很难。”

　　2012年9月，南科大迎来新一批188名学生。朱清时曾用一道“小学生题目”难住了众多考生：7分钟，从1写到300，中间不许停止和涂改。

　　“最后发现，全国考生中只有6个人做到了。”他笑言，“做科研，需要头脑清醒，并具有一定的抗压能力，这是创新型人才必备的要素。”

　　在“啃硬骨头、涉险滩”的改革阶段，依然呼唤冲破牢笼的勇气，但仅仅“冲”和“闯”是远远不够的。

　　今天的改革者，很难像35年前的先驱者那样一夜之间成为“全国第一”，却必须处置更加复杂的利益格局，这需要更加科学缜密的改革智慧。

　　沉默，偶尔几声咳嗽，以及杯盖碰撞杯子的声响——这是徐克再熟悉不过的会场。那沉默中压抑着的，是改革的阻力。

　　2005年，徐克就任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不久，开始推行一个全新尝试：免费为医院所在的辽宁省44个县基层医疗机构培训医生。

　　“基层医院水平较低，全国人看病都扎堆往大医院跑，这是看病难、看病贵的一大原因。”他说。

　　可是，本院很多人想不通：“教会徒弟，饿死师傅。这对咱们自己有什么好处呢？”

　　消极抵制，当面顶撞，让徐克痛感突破利益固化藩篱之难。然而，他没有退缩。

　　人们惊奇地发现，由于与基层患者和医护人员接触增多，医大附院的社会认可度进一步提高。尽管来看小病的少了，看大病的却多了，医院收入不降反升。

　　同一个难题，视野和思路一变，结果截然不同。

　　短短几年，徐克和医大附院以“医改急先锋”闻名全国。

　　改革只有进行时，没有完成时。

　　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改革者表达了共同的心声：生在这个时代，我们的使命就是开辟一条新路，为后人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。只为此，我生无憾。

　　2007年，在《写给一百年后人们的信》中，柳传志写道：“改革开放以来，在我的眼里是几百年来中国历史最好的一段，希望它能成为一个转折点，中国从此能好下去。”

　　现在，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热议仍在持续。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所展现的堪比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力度，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。

　　几乎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重要经济理论研讨的83岁经济学家吴敬琏激动地表示：“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’，这回答了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一个很大的争论，就是我们改革要往哪一个方向走？”

　　“大环境越来越好。当初办企业，我要改革，领导不放权；现在倒过来了，政府主动为企业服务，给企业家‘松绑’。”早已退休的步鑫生依旧壮怀激烈：“假如有来生，我还会选择当一个改革者。”

　　风云再起，百舸争流，时代呼唤更多的改革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