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农业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在全国五省十个村庄中开展调研，了解乡村振兴中农民的真实想法

　　到乡村去 倾听被忽略的农民声音

　　“你觉得怎么样才算生态宜居？”“你觉得振兴的乡村是什么模样？”2021年5月，40多位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老师和学生，在北方一个村庄里开启了一场特殊的调研，他们用近两年的时间，尝试站在农民的视角，了解风起云涌的乡村振兴中，农民心底真正的想法。

　　从带着书卷气的问题开始，他们在全国五省十个村庄中，和农民一起生活，学习农民的表达方式，一点点调整着问卷和访谈的方式，一步步走进乡村，去调研、分析、理解乡村，了解农民眼里的乡村振兴，如今，他们想要把农民的真实想法，讲述给所有人。

　　第一次遇到80岁的种田农民

　　午后的阳光照进宽敞的门洞中，一对八十岁的老夫妻坐在阴凉里，他们刚刚从地里收工回家，吃完午饭，就迎来了入户调研的年轻学生。

　　这对八十岁的夫妻，是中国农大的博士生董怡琳在东部一个县调研的第二个村遇到的，他们种着三四亩地，妻子还会接一些镇上小作坊计件加工的活儿。他们身体还不错，地里的粮食足够养活自己，闲暇的时候，会把自家的小院收拾得干干净净。

　　这是董怡琳第一次遇到八十岁以上的农业生产者，尽管在大学本科、硕士期间，她也曾多次在乡村调研，但仍然为这对老夫妻的勤劳和乐观震撼。董怡琳称，她在北京看过很多文章，说在乡村，土地的保障功能正在不断弱化，但真正到了乡村才知道，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人仍在依靠土地为生，土地的保障功能就是不可或缺的。“我们曾经和许多留守老人谈到过粮食问题，有一位老人告诉我们，乡村还有这么多人，要是都能种粮食养活自己，国家的粮食压力就会小很多。”

　　在农民眼里，乡村是什么样的？或许土地是了解他们最好的切入口，同样参加了调研的中国农大博士生陈诺，曾经访问过一位回乡的老人，这位六十岁的老人在北京打工三十年，到六十岁后，很难再找到活儿干，于是回乡务农，“这和我们理解的退休是完全不同的境遇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他在访谈中接了一个电话，对电话另外一头的人说，回家后工作不好找，活儿很少”。

　　六十岁意味着可以拿到每个月一百多块钱的农村养老金，但同时，他们更面临着就业机会急剧减少，“在城市里的人也许很难想象，六十岁以后还要考虑就业问题，但在乡村，只要体力跟得上，就必须继续干活挣钱，因为生计更重要。”

　　从一个最普通的村庄开始

　　这是一项名为“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”的研究课题，从2021年3月开始准备，当年5月，40多位中国农大的师生走进了乡村，他们住在村民家，和村民们一起生活，观察、了解农民的真实生活和想法。

　　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刘娟，是带队调研的负责人之一。刘娟曾经就读于中国农业大学，后在荷兰、美国、西班牙等地做博士后、访问学者等，回国后又回到中国农业大学，从事农业与农村社会学研究。她参与了项目的全过程，从前期的准备，到选择调研对象，再到入村入户调研，最后整理资料、撰写文章等。

　　刘娟告诉记者，试调研时，他们选择了一个熟悉的县，县里干部并没有理解他们的初衷，向他们推荐了全县做得最好的两个村庄。“发展较好的个案，确实有它的价值，但和我们这次调研的目的有很大的区别。”最终，县里推荐的两个村庄，他们都没有去，而是另外找了两个较为普通的村子。

　　什么样的村庄是普通的村庄？一个正在探索振兴之路的村庄，没有政府重点打造的项目，没有无数的干部和年轻人进入村庄，没有大企业在这里兴办产业，大部分工作都要靠他们自己完成，这样的村庄，或许才是中国数十万乡村的普遍代表。董怡琳告诉记者，他们在河北试调研的第一个村庄，就无法找到调研人员可以留宿的地方，农民的房子都不是很大，大多刚够自家人住，因此，他们不得不到隔壁村寻找住处。

　　要学会用农民的方式沟通

　　住进村里，仅仅是拉近了空间的距离，他们更要学习，怎样才能真正地像农民一样生活。

　　在参加团队调研时，张森刚拿到博士生录取通知书，就跟着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扎进村里。张森没有在乡村生活的经历，尽管在本科和硕士期间，也曾做过许多乡村调研，但仍要学习怎么和农民打交道。

　　在一个曾经的贫困村里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和张森聊了很久，张森一直尝试着按预先设计的问卷内容和老人交流，但老人大多数时候，都在自顾自地向他诉苦，老人的儿子早年赌博，欠了很多债，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，村里给老人提供了很多帮助，老人很感激，但依然很难彻底解决老人家里的问题。

　　和村民交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更多时候，他们需要跟着农民下地，在地头完成访谈。陈诺曾经在地头和一个农户聊了很久，那一次，她准备入户访谈的时候，发现家里没人，都下地了，她就找到地里，坐在地头和对方聊天，“那个访谈的农民，当时正在地里锄草，后来他在地里跟我聊了一上午。”

　　刘娟告诉记者，在调研中，男生们会更主动地帮助农民干活，这是他们获得农民认可最好的方式。而女生们也有自己的办法，董怡琳说，“在一个村调研时，为了更好地与村民打成一片，我们会和那些阿姨、奶奶聊她们的抖音作品。很多女性会用抖音记录自己的歌曲、舞蹈，甚至是模仿秀。通过浏览她们的作品，交流她们感兴趣的娱乐活动，很快就能拉近与她们的距离，从而开展一段顺利的问卷调查。”

　　在乡村里认识真正的农民

　　2021年5月和6月，入村入户调研两个月左右，其间，四十多位老师和学生，分别在五省不同的地方，访谈了将近六百人，每个访谈对象，至少要进行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访谈，最长的访谈长达三天。

　　天南地北的农民，生活在不同的环境，不同的村庄里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刘娟告诉记者，农民们更愿意用一种感性的、体验式的方法，表达他们对村庄，对未来的观感和想法。“他们的表达，通常没有很多想象的内容，想法常常和自身的经历有关，比如我们在一个村访谈时，他们的隔壁村，就是一个重点村，建设得很好，他们觉得乡村振兴，应该就是那个样子的，但他们又明白，自己的村不是重点村，很难得到同样的资源和扶持。”

　　每天访谈后，回到住处的师生们，会聚在一起，分享所见所闻，讨论访谈内容，以此互相启发和佐证，“个人的表达，角度往往比较单一，综合起来，才更有可能得到事情的全貌，”刘娟说，“这样的交流有时会很久，但必须要有，学生们会把自己当天最有感触的事情，用一两句话概括，写在纸条上，然后贴在墙上，大家一起讨论。”

　　在一张张小纸条上，调研的学生和老师们，留下了一个个让他们感触的瞬间。“我访谈的第一个村民，是一位村干部，访谈中谈到集体负债问题，他告诉我，村集体负债发展种植业，种的果树好几年没有收益，刚刚挂果时，遇到了一场冰雹。没有收入，但流转农民土地的流转费，雇人管理的费用却不能少，压力特别大。”

　　在另一个村庄，和一位留守妇女的访谈中，刘娟遇到了一个相似的话题，那位留守妇女告诉她，“村里的活儿，过去村主任甚至是小组长喊一声，大家就主动去干了，没人会谈钱，但现在，无论是村庄的整理，还是集体产业的管理，都需要花钱雇人，没人会免费干了。”这些素材，最终成为了刘娟他们调查乡村雇工的材料，“乡村中，包括集体工作、红白喜事等，过去的互助正在逐渐演变成雇工，过去认为这是习惯的改变，但实际上，我们发现，农民并不认为自己是乡村发展的主体。”

　　没有生病和负债就生活富裕

　　调研的问卷中，有一个问题，“你怎么理解生活富裕”。陈诺告诉记者，他曾经觉得大多数人的回答可能就是要有更多钱，“但调研中，我们发现，只有一少部分人认为生活富裕意味着有更多钱。大部分农民，则有一种超出我们想象的、朴素的富裕观，他们认为没有生病、没有负债，就是生活富裕。”这也从侧面反映农民的公共服务需求中医疗还是首要的，因为“许多农民家庭负债，往往也是因为沉重的医疗负担。”陈诺说。

　　两个月中，张森访谈了许多返乡的年轻人，他们有村干部、有返乡创业的年轻人，一位从深圳回乡，在村里发展生态水稻的年轻人让他记忆深刻，那个年轻人原本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做经理，发展不错，后来回乡创业，流转了村民的土地，种植生态水稻。“这些回乡的年轻人，他们见过外面的世界，也有足够的经验和眼力，当他们发现了村里的机会时，充满希望地回到村里，现实却远不如他们想象的美好。”张森告诉记者，那个年轻人在外打工时，孩子留在村里，他本以为回来后可以和家人一起生活，但等他回来了，孩子却又因上学择校进入县城，家人也在城里陪读，还是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。事实上，他自己的产业，也有许多发展困难，“他种植生态水稻，又把他父亲的手工榨油房经营了起来，但他发现这些产品要进入正规的大市场，比他想象的要难很多。”

　　在一个调研村，一位中科院毕业的返乡硕士，在老家租地种植苹果，而原本在村里的农民们想不明白，为什么要回来种地，董怡琳告诉记者，我们在村里的时候，有农民跟我说，“我们不好意思问他，你能不能帮我们问问他，为啥要回来种地。”

　　不理解年轻人回乡的目的，是大部分农民普遍的认识，张森告诉记者，“很多农民都认为乡村振兴需要人，但他们绝不愿意自己在外的孩子和家人回乡。一位年轻的母亲，原本在外打工，后来辞职回乡，陪孩子读书，她告诉我，她的压力很大，有经济的压力，也有教育的压力，她最希望的，是孩子能够真正走出大山，但她自己又没有能力辅导孩子。”

　　乡村巨变中人在快速变化

　　“在一个村调研时，我们住在村委会，我们发现，到了晚上，尤其是节假日的晚上，村委会一层的台阶上闪着星星点点的亮光，很多孩子聚集在那儿，一人手里一个手机，在那儿玩游戏，因为村委会有无线网。我们其实早就知道许多孩子沉溺于游戏中，有中小学老师告诉我们，手机就是学生的半条命，但只有真正看到了，才知道那种景象是怎样的。”刘娟说。

　　乡村振兴的大时代中，乡村在变，生活在乡村的人也在变，而进入乡村，了解乡村的人，也同样在被乡村改变。

　　到乡村去，对农业大学的老师和学生来说，不仅是一次调研，他们在乡村，要做的事情也远超出课题之外，“我们不希望只是把乡村变成一个获取信息和数据的地方，而在努力和乡村建立起更为长久和稳定的连接，所以我们团队和我们学院也深耕于全国多地乡村，长期开展行动实践，只有这样，我们的研究和教育，才能真正融入到乡村中，也更加深入到乡村振兴的实践当中，因为只有在乡村，只有和他们一起，才能知道他们真正想要什么，真正想说什么。”刘娟说。

　　叶敬忠：

　　走近农民了解农民 讲述农民

　　2021年3月起，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，带领着40多人的团队，在中国五省十个乡村长期调研，走近农民，倾听农民，也在不断地讲述农民。近日，基于两年多来的研究，团队发布了多项成果。新京报记者对话叶敬忠，他介绍，“在我们的调研对象中，绝大部分农民不认为自己是乡村振兴的主角，认为乡村振兴要依靠政府等外部力量。”

　　找到问题，正视问题，才能更好地继续前进

　　新京报：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次调研？

　　叶敬忠：有一个现象我们一直都在关注，即在乡村发展的大潮流中，农民本身的声音往往是非常微弱的。早在2005年底，国家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，当时包括北京在内，全国各地都在开会讨论，人声鼎沸中，却独独缺少了农民的表达。2017年，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。我们梳理了一下，截至2022年6月，国家级各部门出台了160多项关于乡村振兴的政策，在知网上可以搜到11万篇相关文献，但农民怎么想？他们怎么看乡村振兴，他们想说些什么，仍然没有听到。

　　新京报：在调研中，你们采用了怎样的方法？

　　叶敬忠：我们的研究是问题导向的，并不是说乡村振兴没有成就。无论是脱贫攻坚，还是乡村振兴，我们在过去的这些年中，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完美的，没有问题的。只有找到问题，正视问题，才能够更好地继续前进。这也是国家当前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，反复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的重要原因。

　　新京报：调查中发现哪些影响乡村振兴的问题，是否也在尝试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？

　　叶敬忠：我们并没有期望发现所有的问题，发现的问题，也可能并不全面。常常有人问我，你们发现问题，那是不是也有对策呢？我觉得这其实很难，许多问题是综合性因素造成的，对研究者来说，很难提供一个可以立竿见影的方法去解决。

　　新京报：在调研中，哪些问题让你印象深刻？

　　叶敬忠：在关于乡村振兴主要靠谁的调研中，分别有83.9%、66.2%、62.6%、83.5%的农民，认为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、乡风文明、治理有效要靠政府等外部主体。农民普遍认为，政府才是乡村振兴的主体，无论是产业发展与村庄建设，还是乡风建设与村庄治理，都要靠政府的钱和政策。农民说，“乡村振兴就是国家拿钱搞农村建设”。

　　很多农民认为自己没有能力、见识去实现乡村振兴，很多人觉得，没有政府的支持，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。有农民说，要实现乡村振兴，国家应该当主人，而农民是配角，只是起到个帮衬作用。

　　新京报：调研中，所有农民都认为自己是配角吗？

　　叶敬忠：我们在调研中选择了五个不同的省，分别是一个乡村振兴的引领区，两个重点区，两个攻坚区，每个省选择了两个村。不同区域中，农民对乡村振兴的理解差异很大，比如引领区和重点区，这些地方过去政府带动作用很大，干部在乡村的发展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，所以农民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和干部更重要。与引领区和重点区相比，攻坚区有更多农民认为乡村振兴要靠农民自己。

　　就业、教育、医疗等现实问题制约着青年返乡

　　新京报：有没有一些让你感到意外的现象？

　　叶敬忠：我们在调研中发现，三十年来，种地的人，其实都是一拨人，三十年前，他们三四十岁，三十年后，他们六七十岁了，甚至有的年纪更大。未来谁种地？这是一个很多人谈过的问题，但只有长期在乡村，才能切身地感受到这一现象。我在山东调研的时候，遇到过一对老年夫妻，82岁了还在下地种田，这种冲击力是坐在办公室看数据不可能感受到的。

　　新京报：当年一些返乡的年轻人，他们的状态是怎样的？

　　叶敬忠：农民普遍认为，乡村缺少年轻人，而乡村振兴需要年轻人。但是我们在调研中，48.3%的农民，明确表示不希望外出家人回乡发展。

　　就业、教育、医疗等现实问题制约着青年返乡。我们有一项调研，农民面临哪些压力，医疗问题是农民生活中的首要难题。教育是第二，十个调研村仅一半有幼儿园，无一有完整小学。养老第三，在212位60岁以上的被访农民中，70.3%处于只有老两口共同生活或独居的状态，高龄、失能老年人的照护面临很大缺口，“70多岁还要打工，80多岁还得种地，100多块钱养老金没有办法养老”。

　　新京报：那些回村的年轻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？

　　叶敬忠：许多报道都在展示返乡青年的情怀、事业，在展示他们给村庄带来的改变。但如果仔细去分析，返乡青年都有哪些呢？大学生干部、创业青年，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境遇，但大部分都存在“返而不入”的情况，创业青年工作与生活分离，他们在乡村工作，但生活多在城镇。

　　新京报：如何让这种情况和声音被更多人了解呢？

　　叶敬忠：我们最终完成了529份问卷，154份深度访谈，访谈记录有156万字。然后通过整理、分析、总结，形成了一系列的成果，这些成果都将公开发布。任何人都可以看到。同时我们也希望在更多的地方讲述他们的故事。就如我们在研究和教学中所做的，走近农民，了解农民，然后讲述农民。让这个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集体失语的群体，被看到，被听见。

　　(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