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声明:刊用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稿件务经书面授权)
“自主的而非奴隶的;进步的而非保守的;进取的而非退隐的;世界的而非锁国的;实利的而非虚文的;科学的而非想象的。”
——《新青年》发刊词
本刊特约撰稿/黄艾禾
1915年6月,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,他要给中国的青年们办本杂志。36岁的他已经把自己排除在“青年”之外,他觉得自己已经老了,他也对中国中年以上的人失去信心——中国的希望只在青年身上。
1915年的中国,满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已4年,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当上民国大总统,随后发生的反对袁世凯的“二次革命”陷于失败,袁氏将在这一年的年底宣布恢复帝制,当83天自封的“洪宪皇帝”。
而这时的陈独秀,早已是一位职业革命家,在革命的洪流里左突右冲,几经砥砺。他感到,是时候该改变一下自己的行动方式了,要救中国,先要从思想革命开始,否则政治革命就只能是走形式,辛亥革命推翻皇帝却换上另一个独裁者就是例证。而进行思想革命,应先从舆论宣传办杂志开始,这正是自己的长项。寓居东京之时,他一面在《甲寅》杂志上写文章,一面在考虑,将来自己要办一个完全说自己想说的话的杂志,他已经想好,在这本杂志上他要对国民们说些什么,怎样去说。
新青年的六大标准
1915年时,36岁的陈独秀的革命生涯已经十余年。
1897年(光绪二年),18岁的陈独秀参加江南乡试落弟,从此人生发生根本转折,用他自己后来的总结来说,从此变成了“康(有为)党”,走上充满艰险的革命之路,“真想不到我后来接二连三做了使他们吓破胆的康党、乱党、共产党,而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举人、进士、状元郎”。
陈独秀做“康党”很短暂,但做反清的“乱党”做得轰轰烈烈。他不但写文章、做讲演、搞集会,而且还参与搞暗杀,他的“暗杀团”战友,包括了蔡元培、章士钊等诸多名流,他们企图用炸弹来推翻满清王朝。他组织了“岳王会”,这个组织后来整体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,成为国民党的早期党人。
辛亥革命爆发后,陈独秀被安徽都督孙毓筠任命为都督府秘书长,又随着安徽政局的动荡几度离复职。后来,他起事参与讨伐袁世凯时,因斥责军队将领滥用暴力,竟被捆绑起来几乎被枪毙。反袁失败,陈独秀逃到上海,又去了日本。在那里,他成了章士钊主编的《甲寅》杂志上的主力作者,也通过《甲寅》结识了另一位主笔、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同志——李大钊。
回到上海,他的老友、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孟邹将他的妻子接来与他团聚,陈独秀终于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生活,直到一年半以后他受蔡元培之聘去北京。在这一段日子里,他做了一件他自己当时也未料到其对中国深远影响的大事:创办《新青年》。
他想办杂志的念头在日本就有了。这回,他对汪孟邹说,希望由亚东图书馆负责杂志的印刷和发行,“只要有个十年八年工夫,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”,陈独秀对这本杂志信心满满。他没想到的是,仅仅一年多以后,这本杂志就在中国青年读者中有着如雷贯耳的巨大影响力,而自己一生的命运与事业都会与之相连。
新杂志起初被命名为《青年杂志》。虽然陈独秀说,《青年杂志》在十年八年内会有很大的影响,但汪孟邹看不出这本杂志能有多少经济效益。“亚东”是个小摊子,实在拿不出这笔开办费,汪就把杂志介绍给朋友开的“群益书社”。“群益”接受了,商定每月为新杂志付出200大洋的编辑费和稿费。就在新杂志于创刊之际,“群益”的老板收到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抗议信,说《青年杂志》与该会办的《上海青年》“名字雷同”。于是,“群益”的老板决定将新杂志改名为《新青年》,陈、汪一致同意。这个名字其实远比原来的名字响亮得多,陈独秀还在改名后的刊物上特作文说:“青年何为而云新青年乎?以别夫旧青年也。⋯⋯时时微闻无数健全洁白之新青年,自绝望消沉中唤予以兴起,用敢作此最后之哀鸣!”
1915年9月15日,《新青年》的创刊号(《青年杂志》第1卷第1号)正式亮相。这是一本16开、100页的月刊,每6号为一卷。创刊号的开篇文章就是陈独秀写的《敬告青年》,也即《新青年》的发刊词。
开宗明义,陈独秀一上来就写道:
“青年如初春,如朝日,如百卉之萌动,如利刃之新发于硎,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。青年之于社会,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。新陈代谢,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,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。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,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;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,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。”
当时的中国,正以五千年的古老之躯,迎来最猛烈最新潮的革命冲击,那些腐朽的陈规陋习在一代新青年看来,已经特别不能忍耐。陈独秀曾经撰文痛批1914年的中国“贪吏展牙于都邑,盗贼接踵于国内,法令从心,冤狱山积,交通梗塞,水旱仍天”,他甚至曾不无偏激地说这样的国家还不如给别人瓜分了去!
现在,陈独秀满腔热情地将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一代新青年身上,“予所欲涕泣陈词者,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,有以自觉而奋斗耳!”他接着说,算不算是青年,“华其发,泽其容,直其腰,广其膈,非不俨然青年也”,要看他脑子里是不是塞满了旧文化的陈腐观念。所以,陈独秀提出了新青年的六大标准:自主的而非奴隶的;进步的而非保守的;进取的而非退隐的;世界的而非锁国的;实利的而非虚文的;科学的而非想象的。
独立、进取、理性、开放、
以法治国的国家
今天重读这篇3千多字的《敬告青年》,仍有振聋发聩之感。可以想相见,在90多年前的中国,它的出现,会在黑暗中炸出怎样一道闪电。这里说的是对一代青年的冀望,表达的是对一个新的国家的热烈憧憬,因为青年才是国家未来的主人。他们应当是独立、进取、开放、脚踏实地、富于理性的一代人,这个国家,也应当是独立、进取、理性、开放、以法治国并戒除浮躁的国家。这样的国家不会自动从中国的传统中长出,要靠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艰苦努力。
1916年的时候,《新青年》在上海已经办了一年,当时的发行量保持在1千份左右。这一年的年底,《新青年》的命运发生重大转折,蔡元培向陈独秀伸出诚聘之手,邀他到北大就任文科学长。蔡元培是在看了一沓《新青年》后下定聘任陈独秀的决心的。
以当年蔡元培新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威望,面对小他12岁的后生陈独秀,他表现了极大的耐心和宽容。习惯早睡早起的他曾不止一次来到陈的寓所,坐个小板凳等待后半夜才从夜生活中归来的陈独秀醒来。陈独秀对蔡元培说,来北大可以,但我的《新青年》怎么办?蔡元培说,带到北京来一起办。《新青年》迁到北京,从此登上全国舞台,直接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生。
在《新青年》迁往北京之前,陈独秀已经与胡适有了许多信上往来和约稿。胡适的名作《文学改良刍议》就发表在1917年1月1日的《新青年》上。陈独秀又向蔡元培推荐了胡适,这个比陈独秀小12岁的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也被蔡元培破格聘为“重要教授”——三个属兔的人就这样惺惺相惜走到了一起,用陈独秀的话说,“五四运动,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⋯⋯蔡先生、适之和我,乃是当时在思想议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”。
《新青年》对于一代中国青年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。
比陈独秀小14岁的毛泽东,当时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。后来他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这样谈到《新青年》:“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,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。我特别爱好胡适、陈独秀的文章。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,一时成了我的模范。”
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“新声社”恽代英等写给《新青年》的信,非常有代表性:“我们素来的生活,是在混沌的里面,自从看了《新青年》渐渐的醒悟过来,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。”
毛泽东曾称“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”,五四运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意义重大,它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准备了理论和干部。
陈独秀在1919年6月11日因在北京“新世界商城”散发传单而被北洋政府逮捕,3个月后获释,去了上海,从此他更向左转,开始研究并信仰共产主义。1921年在上海,他与他的同志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,在中共的“一大”上,当选为总书记。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,多是受五四运动影响成长起来的一代。
陈独秀后来曾因“右倾机会主义”被批判,因“托派”被开除出党。但是陈独秀晚年在国民党的法庭上仍坚称自己是共产党员,在监狱里,他仍坚持,“科学与民主,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。”他直至生命终结,也没有放弃他的理想。
1921年,五四运动两年后,中国共产党成立。
1949年,五四运动30年后,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一个新的中国——中华人民共和国。 ★
Copyright ©1999-2024 chinanews.com. All Rights Reserved